技术带来了进步,确带不来平等。
现有技术确实在诸多领域推动了平等(如远程医疗提升医疗可及性、在线教育降低知识获取门槛),但以下七类不平等因根植于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和人性深层矛盾,难以单纯通过技术进步消除:
一、经济制度性不平等: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
技术进步创造的财富往往被少数群体垄断。全球最富有的 5 人在 2020-2024 年间财富翻倍至 8690 亿美元,而同期 50 亿人因通胀、战争等因素变穷。这种不平等的根源在于:
- 资本与劳动的权力失衡:自动化技术替代低技能岗位,导致劳动者议价能力下降,而资本所有者通过股权和知识产权获取超额利润。例如,人工智能在制造业的应用使工人工资增长停滞,而企业利润率持续上升。
- 制度性剥削结构:专利制度、税收政策和金融规则被设计为保护既得利益者。例如,全球 1% 的人拥有 43% 的金融资产,而发展中国家因债务危机被迫接受国际资本的不平等条款。
二、政治权力集中:资源分配的结构性固化
政治权力的集中导致资源分配向少数群体倾斜,技术可能成为强化这种结构的工具:
- 家族政治与裙带关系:菲律宾等国家的 “政治王朝” 通过世袭和利益交换垄断权力,70% 的立法人员来自少数家族,政策制定优先服务于家族利益而非公共福祉。
- 算法权力的滥用:预测性警务工具在少数族裔社区过度部署,算法基于历史数据的偏见导致非裔被错误标记为高风险人群的概率是白人的两倍,加剧了司法不公。
三、社会文化偏见:技术难以改变的认知鸿沟
技术无法消除人类社会长期形成的偏见,甚至可能放大这些偏见:
- 种族歧视的隐形化:面部识别技术对非白人面孔的识别错误率高出 10-100 倍,而算法招聘系统对黑人英语使用者的评分系统性偏低,将其与 “脏”“懒” 等负面词汇关联。
- 性别不平等的技术复制:全球人工智能从业者中女性仅占 29%,算法在医疗诊断、信贷评估等领域对女性存在系统性误判,低收入国家女性互联网接入率比男性低 20%。
四、教育质量差异:技术普惠的结构性障碍
在线教育虽扩大了资源覆盖,但教育质量的核心差异难以通过技术解决:
- 教师素质与文化资本:农村地区教师流失率高,优质课程设计依赖教师的跨文化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而技术工具无法替代面对面互动中的情感支持与价值观传递。
- 数字鸿沟的代际传递:低收入家庭儿童缺乏稳定网络和智能设备,即使接入在线教育,也可能因家庭学习环境差、家长指导不足而无法有效利用资源。
五、医疗资源分配:技术可及性的地缘与制度壁垒
疫苗、药物等技术进步未能解决全球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 供应链与政治博弈:2022 年全球 82 个国家出现疫苗短缺,非洲仅获得全球 12% 的疫苗供应,而高收入国家占据 51% 的成人疫苗市场。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涉及生产集中、物流垄断和国际政治博弈。
- 基层医疗体系薄弱: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孕产妇死亡率是发达国家的 20 倍,即使引入数字监测技术,若缺乏乡村诊所和合格医护人员,技术干预也难以落地。
六、能源与环境正义:技术发展的生态代价
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推广未能消除能源分配的不平等:
- 资源禀赋与基础设施差距:发达国家人均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是发展中国家的 3.7 倍,非洲无电人口占全球 80%,而国际公共资金仅为 2016 年峰值的一半。
- 环境成本的转嫁:发达国家通过外包高污染产业,将电子垃圾、碳排放等环境负担转移至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反而加剧了 “环境殖民主义”。
七、数字权力失衡:技术工具的双重性
技术在赋能的同时,也制造了新的不平等:
- 算法黑箱与数据垄断:社交媒体平台利用用户数据进行精准广告投放,导致 “信息茧房” 和政治极化,而普通用户无法获取算法决策的底层逻辑。
- 数字素养的鸿沟:全球 26 亿人未接入互联网,即使上网的人群中,发展中国家女性数字技能水平普遍低于男性,使其在数字经济中处于边缘地位。
技术是工具,而非答案
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它在现实中的应用必然受到权力结构、制度设计和文化观念的制约。要消除这些不平等,需要:
- 重构制度框架:通过累进税制、反垄断法和国际合作打破资本垄断,建立包容性的资源分配机制。
- 推动社会运动:如民权运动、环保运动等,迫使权力阶层让渡利益,重塑社会价值观。
- 技术伦理先行:在算法设计、数据采集等环节嵌入公平性原则,确保技术发展服务于公共利益而非加剧分化。
人类社会的不平等本质上是权力与资源分配的问题,技术只是改变了斗争的场域。真正的平等需要超越技术崇拜,在制度、文化和伦理层面进行系统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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